歷史月刊》日據時代的台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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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沒有老到活過那個戰前時代，不過我知道的台北生活，其實跟這個有點差距。
我們看過去的歷史，常常會用今人之觀點用想當然爾的態度去看。
這篇文章關於制度與發展的史料堆砌，其實還好。
我好奇的是關於庶民的部分。
這部分，若能透過與活過那個時代的人多溝通，是可以得到更真切的概念。
在那個時代，台北是有相當摩登的部分。
這也是跳舞時代紀錄片裡要擷取的。
這篇文章對這些摩登的現象一點也不提。
它的台北街頭描述也怪怪的。
戰前台北市就有環保概念的電池公車。
類似這樣的東西，提都沒提。
這個葉肅科是誰啊？
歷史月刊》日據時代的台北生活
歷史月刊6月號
歷史月刊提供
【葉肅科】
〔台北建城120年〕
台北作為現代化都市的基礎自是日據時代規劃完成，但對於日據時代的台灣人而言，一
部台北都市發展史，即是一部血淚交織的殖民統治史。在這樣一個深具殖民特色的都市
裡，生活其間的不僅是少數既得利益的統治者，還有一大群為日人所支配的被統治者
（一般庶民）。其次，檢討時下的都市研究，大多側重都市結構之探討，甚少觸及市民
生活有關的食、衣、住、行、休閒娛樂與宗教活動等面向。本文的論述重點在於盡可能
的觀照統治者、都市與被統治者間的關係，並一窺一般庶民日常生活和都市發展的關
聯。
在時間的層次上，如果先以街、庄、町的劃分、都市計畫的擬定與發展為考量，再根據
日據時代政治、經濟、都市結構與台人日常生活等角度，企圖找出影響都市發展的因
素，那麼我們可取得平衡與適當的都市生活歷史分期為：日據初期（一八九五∼一九二
○）、日據中期（一九二○ ∼一九三七）與日據末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雖然
這樣的歷史分期，未必臻於理想，但是，透過這種都市生活的分期，或可讓我們進一步
比較與凸顯日據時代都市發展的特色，以及展現一般庶民都市生活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風
格。
日據時代都市發展
台北都市計畫
日據時代，都市計畫的擬定與發展，依其工作內容的不同而有差異。明治、大正年間，
稱為「市區改正」或「市區計畫」，昭和年間，則改稱「都市計畫」。
日本據台後，台北最初並無具體的都市計畫，頂多只有應急的衛生工程。與當時的歐洲
殖民統治者一樣，日本早期市區改正法令的公布，主要是受到公共衛生與集體安全制度
遭遇衝擊的影響。因為日本統治者來台後，最先遭遇的問題便是傳染病的威脅。因此，
全面性的衛生工作乃在大小都市與鄉村展開。這種與衛生有關的市區改正，目的在塑造
一個有利的統治環境，它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生物政治學」原則的一環，也是日人治
台的一項基礎工程。
到了一八九九年八月，台北實施第一次市區改正計畫。然而，只限於日人居住區──城
內，改正計畫的內容則包括城內舊有道路的改進與新設道路的擬定。一九○一年，台北
續有第二次市區改正計畫之公告，實施地區主要為南門城外與東門附近一帶。這兩次改
正計畫都只是局部性的地區道路、水溝之改善與新設計畫，並以日人居住區為優先。
台北較完備的整體都市計畫公布於一九○五年八月，實施計畫面積一八○六公頃，包括
舊市區七百二十一公頃，擴大區一○八五公頃。另外，淡水河堤防護壁一三．七四公
里，污水道一七六公里，公園七十六公頃，泊船場一百六十五公里，街道總長度八十六
公里。實施計畫的地區除了城內、艋舺與大稻埕等舊市區外，也擴張區域，將東門城
外、南門城外與三板橋一帶之廣大地區併入。這比原有舊市區增加一倍多，預定收容人
口十五萬人，並且計畫將清末所築的台北城垣全數拆除，以其基址改築成三線道路。這
項改正計畫擬定後，原本估計應至一九二九年可容納人口才會到達飽和狀態。然而到了
一九二四年，台北市人口已達二十萬人。於是，日本殖民政府不得不另謀對策，遂於一
九三二年三月公告大台北市區計畫。計畫內容準備收容六十萬人，以當時人口增加速度
來計算，大概要到一九六六年才會到達預定的飽和人口。該市區計畫的範圍東至松山，
西臨淡水河，南接新店溪，北以基隆河和劍潭山為界，共六六七六公頃，比原先計畫的
面積擴大約三．七倍，又較舊市區擴大近十倍。市區內計畫的主要道路五十九條，東西
向主要道路三十二條，南北向主要道路二十七條，總計長約一百五十七公里，面積約四
百五十公頃，各項計畫實施的工程費用約一億元。
後來，由於都市不斷發展，過去無系統的法令已無法因應實際需要，遂有一九三六年的
「台灣都市計畫法令」之公布。然而，從一九三二年台北市區計畫公告後不久，因為日
本殖民統治者的積極備戰，以及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預定計畫並未真正推展。
再者，由於軍事與其他重要設施的面積占地廣大，超過市區總面積的十分之一，也使原
有都市計畫深受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土地重劃是都市計畫中最重要且最基本的工作，台北市正式土地重劃工
作之始，應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台灣都市計畫實施之後。至此，台北才有作為都市計畫而
實施的土地重劃之法律基礎。由於土地重劃工作，關係社會利益重大。以致土地所有權
者多不願或不能為之，日本殖民統治者遂強制而行。
台北市街發展
日據前，台北三市街：艋舺、大稻埕與城內的規模，是日據時代台北都市發展的主要基
礎。日據初期，台北都市發展即沿襲清末劉銘傳的台北經營，但是，日本殖民統治者有
計畫的市街擴建，才使台北展現不同的都市風貌。
從都市發展的角度來看，台北市行政體制的變遷，基本上是與台北市市街發展的三個時
期相對應。如果深入分析，則可發現台北市市街發展的三個時期，各有其不同的工作重
點與特色：
日據初期（一八九五∼一九二○）：市街發展主要包括：（一）自來水、下水道與鐵公
路等公共工程的建設；（二）店舖街面的市區改正，包括城內的府前街與府中街等，模
仿英國後期文藝復興式之立體建築，具有美化市容與象徵統治者權威的作用；（三）以
三市街為基礎，進行新生地區的街道計畫，效法西方都市的街道組織，作重要節點的建
築物配置，形成台北都市發展的特殊景觀；（四）城牆拆除後的三線道之開闢，為日據
初期台北都市風貌的特色之一；（五）重要公共建築的興建，也是此期都市發展的一大
特色。
日據中期（一九二○∼一九三七）：主要都市建設有：（一）建築物陸續完成，並從城
內擴展到新開發地區，不同功能的街路被細分出來，顯現街道發展更加成熟；（二）店
舖街面的市區改正，主要包括現今的迪化街與博愛路等；（三）公共建築的續建，可看
出此期都市發展的重點，已從城內延伸至外圍地區。
日據末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皇民化與工業化的推
動、南進政策的準備與日人移居台灣的鼓勵，加上人力、物力與財力大多移向南部與海
港都市的發展，台北市的市街發展頗受影響，都市建設幾乎停擺，只有東門町北側的幸
町才有市區計畫（一九三九年）。此外，除了因應戰爭籌備需要的醫療與交通建設，例
如一九三八年的台大醫院、一九三九∼四○年的鐵路醫院及台北火車站外，大抵持續日
據中期的發展。
主要影響因素
整體而言，影響日據時代台北都市發展的主要因素，三期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卻包含
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環境的影響。概括的說，大致受到六個主要因素的影響：
（一）自然環境
主要包括：自然災害與河道淤塞。一八九七年六月，北門街大火，燒毀六十餘戶；一八
九八年六月與八月，各發生一次暴風雨，市內家屋倒塌千餘戶，其他道路與橋樑流失和
破損者至鉅；一九一一與一九一二年，洪水兩度為災，全台北市街化為一片泥海，怵目
慘狀尤以城內最為嚴重；一九一四年，颱風災情與北門街失火慘重；一九一九年與一九
二○年，兩次暴風雨，雖然損失慘重，但是，也使市政當局趁機徹底改造市容。
日據中期，市區改正或都市計畫也與地震或颱風的影響有關。然而，由於都市計畫的公
告與實施，都市發展也由過去的舊市區的改正，擴大為市區改正與地區開發。
另外，由於河道逐漸淤塞，致使過去依賴海運或河運的商場（例如大稻埕）日漸沒落。
雖然傳統的大陸內地貨品一直維繫著，但是，台北市的商業分布，也由港口地區內移至
以陸運為主的站前地區與行政地區。
（二）政治因素日人入台後，先後將善後局、布政衙門與總督府設於台北的城內區，加
速台北都市的建設與繁榮。日據初期，日本統治者所展開的人口調查、土地調查、林野
調查與整理等各項基礎工程，確立了殖民地體制，並奠下台灣資本主義化，以及日後都
市發展的良好基礎。
日據中期，日本殖民統治者提出同化政策，高倡「一視同仁」與「內地延長主義」，更
積極的開發與建設台灣。一九二○年，由於台北的正式設市，市政也因此更有效的推
展，都市計畫的區域與人口日益擴大，市政建設也更加積極。日據末期，由於處於戰時
體制，且困陷於皇民化運動的陰影下，台北都市發展陷於之困頓。
（三）經濟因素
日據初期，土地調查使日本殖民統治者確定土地所有權，連帶的，都市中的土地所有權
也大多握在日人手中，造成都市土地使用的更加複雜（層級性差異大）與隔離（日人與
台人居住區的隔離）。同時，全台各地的鐵路線日漸擴充，促進各鄉鎮間的聯繫。以台
北市來說，聯外道路的橋樑建設、市內道路的三線道開通，以及一九一九年的公共汽車
的經營，都促進了台北市的發展。
日據中期，台灣資本主義從奠立而趨成熟，經濟政策更加獨占，造成都市機能的複雜性
與層級性。
日據末期，日本殖民統治者將大部分的力量投入戰場，經濟消耗至鉅，連帶的，也轉移
或剝奪了台北都市發展的經費與機會。
（四）社會因素
主要包括社會秩序與治安的影響、衛生環境與保健的考慮，以及都市人數的增加。日據
初期，台人不斷反抗。一九一六年以降，反抗大抵已被日人壓制。之後，台灣大體上沒
有動亂，社會一旦安定下來，都市隨之發展。
一八九六年，日本統治者為改善台北市環境衛生，聘請英人W. K. Burton為衛生工程顧
問，處理城內污水問題；一九○六年，為改善城內與艋舺一帶環境衛生，開始設置暗渠
下水道；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年，為改善台北市人口稠密地區的污水與雨水排洩，進行
下水道調查，並據此擬定改善計畫。
一般而言，都市發展與人口成長具有密切關係。台北市的都市計畫均有預定收容人口的
推算，但是，由於都市人口的快速成長，乃迫使都市計畫必須另謀改弦易轍。
（五）軍事戰爭
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看來，台灣不僅是經濟榨取的對象，也是日後「南進」的基地。這種
戰略地位的考量，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更形明顯。自一九三二年，台北市區計畫公告
後，日本即因戰備考量，未能全力推行原有計畫。到了日據末期，又因日本殖民統治者
為戰爭所困，國力消耗殆盡，人力與物力資源匱乏，市政建設相對被犧牲，台北都市發
展幾乎陷入停擺。
（六）都市計畫
日據初期，都市計畫與建築規則所帶來的影響，主要包括限制土地建築物的使用、市區
改正計畫、三線道開闢、自來水工程設置，以及下水道工程的裝設等。
日據中期，台北市六十萬人口計畫間接影響戰後的台北都市發展。該都市計畫公告後，
由於日本逐漸陷入戰局，並未能積極實施。然而，從一九三九年的台北市街地圖看來，
其都市計畫情況與戰後的都市計畫大致相同。
日據末期，雖然台北都市計畫變更方案已於一九四一年完成，但是，由於日本戰局越來
越不利，致使台北市政日漸緊縮，終究沒有機會付諸實施。
台北庶民生活
都市研究者的興趣不僅在探討都市實質環境的成長與都市人口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企
圖找出都市社會關係的變遷模式。在此，我們所要探討的都市社會關係的變遷模式，就
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庶民日常生活。當然，日常生活所指涉的範圍廣泛，而這裡所探討的
則僅限於食物消費、衣著服飾、住宅起居、行旅交通、休閒娛樂與宗教活動。知識份子
經常因為追求理念，而忽視了庶民的都市生活歷史。雖然庶民的都市生活歷史或許無法
構築出一幅理想國，但是，卻與他們生活的土地緊密的結合。儘管庶民日常生活的變遷
往往不易為人所察覺，但是，只要作長期趨勢的比較與分析，亦不難看出其間的變化。
食物消費
日據時代，台北庶民每日三餐的主要食物為蓬萊米與在來米。副食物主要包括豬與牛，
醬料有日本輸來的「福神漬」與「澤醃」等醬菜，而調味料則有日本的「味之素」。豬
是農家的副產物，日人據台前，價錢很便宜，豬肉甚少消費，而且生產多，一頭豬只需
六至七日圓。日據時代後，因日人逐漸改良豬種與調製各種飼料，豬肉消費漸增，價錢
也漸高。至日據中期，一日圓只可買四∼五公斤豬肉。在清代，民間有保護耕牛的措施
與破戒的迷信，因此，食牛者甚少，大多為苦力、工人階級。日據時代後，日人多食牛
肉，且由日本內地運來，台北市民也漸食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日人對食物管
制甚嚴，因此，偷宰耕牛出賣者亦多，為求果腹而食牛肉者也不少。
每日三餐之外，還有點心、食攤小吃與酒樓宴飲。日據時代，台北庶民多了幾種日式點
心，例如「壽司」與「烏吞」等。日據中期左右，日人在台灣所設的新高製果株式會社
出品的牛奶糖非常風靡台灣市場。後來，日本森永與明治兩大糖果公司的產品也源源出
現在台北市場。在食攤小吃方面，圓公園（即台北圓環）的中國式食物，油膩且富營
養，價錢又便宜。日人初時尚嫌不衛生，但日子一久，大多成了這一帶的常客。太平洋
戰爭爆發後，圓環夜市的部分攤販轉至江山樓一帶，然因戰事緊張，已無圓環昔日繁
華。
日據後，風氣漸開，無論個人應酬或商場交際，假酒樓宴飲者越來越多。新式酒家也應
運而生，且有女侍周旋其間，成為交際場所。日據中期至終戰前，酒樓悉數改為新式酒
家，營業情況非昔日可比，紙醉金迷如故。
此外，日據末期，日本統治者全力推動皇民化，因此，極力勸導台灣人食用豆醬湯與生
魚片，但是，真正食用者甚少。只有學生、公務員與一般工人的午餐採用「便當」，這
是將飯菜合裝成一盒，攜帶非常方便，是故，台灣人均樂意採用。然而，這與皇民化似
乎並無關係。
從日據時代台北庶民食物消費的主要變遷來看，它具有三項主要特色：
（一）消費習慣內含歷史文化：在台北庶民日常生活中，食物消費傳承自中國傳統。這
是歷史傳承的一部分，也是台北庶民日常生活食物消費的「結晶」。從食物消費中，不
僅反映出社會階級的不同、季節變化的差異，也融入社會關係的禮儀，形成台北庶民獨
一無二的消費文化或消費模式，這在清末至日據初期更是如此。
（二）經濟發展刺激多元消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台灣資本主義化也告奠立，日式與
洋式的食物消費逐漸進入台灣，這使台北庶民食物消費更顯多采多姿。隨著日本殖民政
府的經濟開發，都市成為新式食物首先登場的消費舞台。食物消費的樣式增加與包含，
是多元文化的匯集，也是當時經濟發展的標誌。因為經濟生活好轉，自然刺激食物消
費。日據中期的酒樓或酒家的興起，即是最佳例證。
（三）大戰爆發被迫改變消費：日據末期，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皇民化運動的推
行與戰時物質的缺乏與管制，有些消費習慣在「強迫推銷」下，不得不做某種程度的調
整。然而，這種強迫性的改變，自然有別於一般社會變遷下的自願接受或自然反應。
衣著服飾
衣服的穿著，也因性別、年齡、職業、場合與身分地位等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清代，在
男人的服裝方面，士紳商賈都穿長衫馬褂。在家則穿對襟衫、大陶衫與直裾等上衣。下
衣有襯褲，是穿在最底下的，上有長褲子，外面再綁「褲腿」，將褲腳束緊，以利行
走。
日據初期，台北男人大多墨守成規，依循傳統穿著風俗習慣。雖然當時日本布匹已充斥
台灣市場，但是，一般庶民總認為使用中國衣料才合口胃。因此，中國衣料服飾，年年
輸入台灣者很多。在台北，男人穿台灣式對襟衫褲，出外應酬才有人穿長衫，一般人的
衣服主要衣料是未經漂白染色的粗布。然而，不久之後，日本的花洋布逐漸取代這些儉
樸的衣料，士紳商賈也漸漸改穿西裝。與日本統治者較接近者多穿日人的「和服」，晚
飯後，則穿日人的「浴衣」，出外旅行時，大多穿輕便的西服。但是，一般店員與工人
則仍穿漢服。
日據中期，一般台北庶民、店員與工人已漸漸改穿西裝。但是，層面有限且不普及，服
裝質料也遜於上層階級。因此，他們大多在閒暇時才穿，工作時即穿輕便的對襟仔衫。
後來，衣服的長短、寬狹與式樣，也隨時勢而變。日據末期，由於日本統治者的強迫，
一般台北庶民乃被動穿上日人在戰時為台灣人所製造的「國民服」，綁著「腳綁」（綁
腿布），頭戴如童軍帽加鴨舌帽的「國民帽」。
在女人的衣著服飾方面，清末至日據初期，婦女大多穿大陶衫。衫長過膝，衫口的寬狹
隨流行而改變。袖口與襟口大多滾鑲有奇異花樣，顯得爭奇鬥艷。更有甚者，是用金銀
的絲線來滾鑲。衣領的高低，隨著當時的流行而有所變遷。下衣除了褲子之外，外出作
客時，多穿裙子。
日據中期，中年以下較年輕婦女，逐漸改穿短袖束身（緊身）旗袍或大陶衫帶洋式裙或
洋裝、洋裙，只有少數婦女穿日式和服。較年老的婦女，也有人開始在冬天穿洋式大
衣。
到了日據末期，由於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統治者推行皇民化運動，婦女被迫改穿一種叫
「罔蔽」（譯音）的外衣。這是一種戰時的婦女制服，是上衣連著褲腿而束腰帶的服
裝。
此外，日據時代的婚禮，已逐漸改穿西式禮服；男人穿洋式禮裝燕尾服或夜會服，頭戴
高禮帽，女人則穿西式新娘裝。當時，也有結婚禮服出租店，租費按禮裝新舊分上、
中、下三級。至於喪服，從清末至日據中期，並無太大改變。倒是日據末期，因戰時
布管制，很難購得，只能改穿白布長衫。
住宅起居
日據時代的台北，市街家屋的建築樣式大致可分為「明治型」、「大正型」與「昭和
型」等三類。日據初期，有些市街家屋是日人打劫燒毀後再建的家屋，屬於不同類型的
建築，但與舊有家屋相互銜接，形成新舊畸形的市街景觀。這屬於「明治型」建築，街
路狹窄，亭仔腳寬廣，而且亭仔腳的屋頂未與本屋屋頂相連。
從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一九一○年代，由於當時台灣鼠疫猖獗，加上其他傳染病的影響
而燒毀的家屋很多。這些後來再建的房屋，概稱「大正型」家屋。艋舺新舊街、大稻埕
中北街、普願街、杜厝街、益保裕街與大龍峒街等家屋，即屬此一類型。「大正型」家
屋專用磚瓦建築，簷前多設扶壁以裝飾舖號牌匾，大概為半二樓。市街家屋的寬度有十
四呎、十六呎與十八呎的區別，長度有區分前落、中落與後落的「三落起」市街家屋，
並有「四落起」家屋。到了昭和時期，由於日本統治者大事拓寬街路，對市街家屋也極
力勸導改建，因此，建築形式大為改觀。先前的「大正型」家屋，凡柱壁磚石外露者，
全用水泥塗抹平滑，再改建成「昭和型」家屋。此種建築類型，大多為二樓至三樓的樓
房，耐震且耐火。
日據末期，由於戰時盟軍的轟炸，損毀的房屋甚多。台北各地大有成為廢墟的狀態，一
時之間，台北市容甚是慘澹。
總的來說，從清末至日據初期，台北的住宅大抵還保持傳統的家屋建築。然而，隨著日
本統治者的殖民與社會變遷，日式的各種建築類型逐一入侵，市街家屋的景觀逐漸蛻
變。從家屋建築形式、構造與配置的改變，確實反映出日據時代台北住宅起居的都市生
活變遷。
行旅交通
隨著科技進步、社會變遷與都市發展，人類行旅交通工具也起了變化。在清代的大部分
時間，台北陸地交通只有「轎子」一種工具，為士紳商賈所常用。至於一般庶民，若要
前往較遠的地方，只好穿上草鞋，帶著雨傘，安步當車。水上交通工具有「竹筏」，近
海航行都用之。其他尚有大陸來的「戎克船」和「帆船」，以及專門運載貨物的砂船、
磚瓦船、貨船、煤炭船與糞船等專船。北部地方又有「雙槳仔」，是渡客與捕魚用的。
及至劉銘傳來台任巡撫，陸上交通又有了「火車」的創設。此外，有在軌道上用，使人
力推動的輕便車，日人稱之為「台車」，可以載客與載貨。
到了日據時代，台北街頭又出現許多新式交通工具，例如人力車、自轉車（腳踏車）、
三輪車、機車、汽車與卡車等，空中也有了飛機，交通更加便利。茲概述如下：
（一）人力車：清光緒初年，人力車從日本輸入台北，但當時的裝潢既欠美觀，構造也
很簡陋。台北的新式人力車，是隨清末劉銘傳傳來，於一八八七年從上海購進五十輛來
台。至一八九○年，因舊車報廢，乃由郭芬芝設場製造，每輛售價十四元。日據初期
（一八九八年），始由日本輸入新型東洋（人力）車，因物以稀為貴，所以並不普遍。
約至日據中期始盛行於台北街頭。到了一九三○年代，隨著自轉車與汽車等的增加，盛
況大受影響。但是，因為從業者多，車資也不貴，從台北火車站至市內各大街小巷，都
可暢行無阻。
（二）自轉車：又稱自行車或腳踏車，於一九○三年由日本輸入。後來，隨著道路與市
街的發展，加上社會各階層的需要，使用者越來越多。至日據中期，台北自轉車的車數
已達高峰。日據末期，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擴大，物資來源成為問題，使用者漸少。
（三）三輪車：是日據末期人力交通工具的後起之秀，快捷輕巧，省力實用，約在一九
四二年輸入台灣。當時，它的車型似船，是在腳踏車旁設置載客位子，只能乘坐一人，
感覺上頗嫌笨重。但是，由於用腳踏，似乎較科學，也較人力車人道。後來，幾經精研
改革，位置設於兩輪之上，可載客兩人，既輕便又科學。這在台灣戰後數年，一直是都
市內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四）機車：又稱機器腳踏車或摩托車，日據初期即已輸入，但是，由於汽油昂貴，並
未在台北興起。及至日據中期，機車數量與日俱增。然而，到了日據末期的第二次世界
大戰其間，因為器材零件補充不易，發展頗受影響。一九四五年，台北曾有機車近百
輛，因受戰爭損毀，迨戰後接收時，只剩下三十二輛。
總之，從清代至日據時代，交通工具從陸上的轎子、水上的船到天上的飛機，不可不說
是一種人類文明的進步，也是都市生活變遷的體現。以台北交通工具的變遷來說，它從
步行、轎子、竹筏、船、火車、台車、人力車、腳踏車、汽車、卡車到飛機等的出現，
確實讓我們察覺到：行旅交通工具的發展是隨著當時社會變遷而產生的反應。
休閒娛樂
傳統台俗的休閒娛樂，往往寄託於歲時習俗或宗教活動的節慶上。這與台灣人日常生活
緊密相連。台灣戲劇源自中國大陸，主要是在清代傳入，而在台灣民間流行。傳統的休
閒娛樂除了戲劇外，尚有拳令、弈棋、說書與燈謎等傳統遊戲。到了日據時代，又有一
些新式休閒娛樂興起，這對庶民生活確實有增添情趣與娛樂的效果。
（一）台北戲劇
一九一五年前後，台北市內的戲院有西門附近的芳乃亭、舊市場館、榮座與朝日館等戲
院。其中，前兩家為電影院，後兩家則專演日本戲劇。大稻埕只有演中國戲劇的淡水戲
館一家，它就是後來的台北新舞台，位於台北後火車站門前太原路，是一座中國廟宇式
的大建築。
一九二四年，大稻埕永樂座落成。幾年後，第三世界館（大光明戲院前身）、第一戲場
（建於一九三五年）等相繼開幕，與新舞台形成大稻埕地區娛樂的新時代。其中，新舞
台專供演戲，永樂座則兩用（專為演平劇而設，間也播放電影），其餘兩家專映電影。
戲劇有新劇，最盛者為歌仔戲，其他有平劇（正音）、福州戲與藝妲戲等。
（二）台北遊藝
除了戲劇外，各類遊藝或遊戲活動也是當時台北庶民的休閒生活之一。底下以大稻埕地
區的遊藝業為例，概要說明當時的情形。
日據中期，大稻埕的社交場所林立。喫茶店業（音樂茶室）極盛一時，有朝陽街的波黎
羅，太平町的松竹、月光莊，永樂町的船等，各有各的風格與情調。同時，也因日據中
期愛好文學的氣氛甚濃，這種音樂茶室愛好藝術的文學青年多以為聚會場所。
街頭拍賣。「紅頭的、喊琳瓏的、賣廉貨的」，是對此類拍賣業者的稱呼。他們頭紮紅
巾，架設三∼四尺高的棚台，拍賣布類與日用品類。其拍賣本領確實有一套，經常是一
個人自問自答，有說有笑，一下子漫天喊價，一下子跌價千倍，裝腔作勢，自娛娛人。
此種拍賣業的出現，約在一九二九年前後，世界經濟大恐慌，物資生產過剩下的產物。
日據時代，大稻埕街頭常可見到俗稱「打拳賣膏藥業者」。他們出現的場所最多的是媽
祖宮庭、圓環邊、學校旁與江山樓前的空地等處。技藝甚多，堪稱百般武藝。也出現現
代式變魔術、流行歌曲演唱、西樂伴奏等。這種江湖技藝，看的人很多，是庶民閒來無
事的好去處。鑼聲一響，群眾雲集，而且常常在同一地點，有兩隊拼場，各顯絕技，市
民大飽眼福，也是免費的休閒娛樂。
當然，時而也有日本來台的遊藝團至大稻埕獻技。場所大多在延平市場、日新國民學
校、大橋國民學校與江山樓前的空地。演出時間總在一兩個月左右，以魔術聞名的馬戲
團如天勝、天華或矢野馬，來過好幾次。也有口拖汽車的大力士，腹胃可容大量水份的
人間水桶、自動腳踏飛人與奇人怪獸等。因為收費較高，並不普遍。
日據中期，台北已有專業的桌球、撞球遊藝場出現。專業的乒乓球間很少，撞球間較
多。其他體育娛樂如投槍、投鐵球、網球、棒球、足球、柔道與劍道等，在台灣民間方
興未艾，已有體育會的組織。娛樂遊興性質的遊藝場，新興的都是日本式的，大多成為
遊手好閒之徒的消閒場所。大稻埕只有一家台灣人經營的遊藝場，開在江山樓對面，但
是，不久後便關門了。
宗教活動
宗教活動是人類生活所需，也是人類發達的主要原動力之一。透過宗教活動，無論個人
或群體，均藉以表達其信仰理念與內心的各種情感。宗教活動中的迎神賽會，當推台北
大稻埕的迎城隍為首。當時，迎城隍活動往往長達三、四個小時，隊列之長，規模之
大，實在壯觀。在這些形形色色的活動中，最引人入勝的是詩意閣，最奢侈的是子弟陣
之鬥富，惹人喜歡的是雜耍，以及信徒裝成的七爺八爺，還有舞獅與歌仔戲等。
基本上，日據時代迎神賽會的內容與宗教信仰的本質並無重大變遷，但是，卻有幾種趨
勢的改變，這與都市發展具有密切關聯：
（一）陸續增加新要素：迎神賽會中的表演形態與內容，保有大部分的原來色彩，但
是，也有新式的娛樂表演加入活動中，例如子弟陣等。
（二）競爭性與多樣化：由於表演增加新要素的傾向，因此，也造成迎神賽會非常注重
外在表演，帶來迎神賽會活動的競爭性與多樣化。
（三）商業廣告媒體介入：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商業廣告媒體也介入宗教活動的
迎神賽會中，增添職業關係的色彩。其中，最明顯的就是詩意閣等陣頭。
（四）凸顯利益關係：迎神賽會的最初本質應該是地域性的，但是，隨著時間發展，迎
神賽會也從地緣關係轉變為利益關係，從地域集團到職業集團的傾向越來越強烈。
這樣的場面，迎神賽會一直維持到一九三七年。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與皇民化運動的推
展，才被嚴令禁止。初時，民間仍然化繁為簡的舉辦。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迎神賽會
才消聲匿跡。主要原因是戰爭中，日本殖民政府恐懼迎神賽會惹出事端，將影響社會治
安。況且戰時，台北有很多人為了躲避空襲而疏散至鄉下，自然無法舉辦迎神賽會。
要言之，農曆五月十三日，確實是最能象徵大稻埕年中大事的日子。它的迎神賽會不僅
代表日據時代台灣人的宗教活動，也反映出當時台灣人休閒娛樂、食物消費與民俗文化
的需要。日據中期，正是經濟最發達的時期，物質生活有了改善，因此，迎神賽會日趨
隆盛，場面越來越壯觀，一九三○年左右達於極盛。一九三七年後，日本統治者禁止一
般庶民迎神賽會與燒冥紙，並命台灣人改祀日人的天照神，大稻埕霞海城隍廟的盛況由
是一落千丈。連帶的，此時的台北庶民日常生活，也充滿濃厚的戰時氣氛，有了很大的
都市生活改變，真是名副其實的戰時生活。
【2004/06/10 歷史月刊6月號】
我們看過去的歷史，常常會用今人之觀點用想當然爾的態度去看。
這篇文章關於制度與發展的史料堆砌，其實還好。
我好奇的是關於庶民的部分。
這部分，若能透過與活過那個時代的人多溝通，是可以得到更真切的概念。
在那個時代，台北是有相當摩登的部分。
這也是跳舞時代紀錄片裡要擷取的。
這篇文章對這些摩登的現象一點也不提。
它的台北街頭描述也怪怪的。
戰前台北市就有環保概念的電池公車。
類似這樣的東西，提都沒提。
這個葉肅科是誰啊？
歷史月刊》日據時代的台北生活
歷史月刊6月號
歷史月刊提供
【葉肅科】
〔台北建城120年〕
台北作為現代化都市的基礎自是日據時代規劃完成，但對於日據時代的台灣人而言，一
部台北都市發展史，即是一部血淚交織的殖民統治史。在這樣一個深具殖民特色的都市
裡，生活其間的不僅是少數既得利益的統治者，還有一大群為日人所支配的被統治者
（一般庶民）。其次，檢討時下的都市研究，大多側重都市結構之探討，甚少觸及市民
生活有關的食、衣、住、行、休閒娛樂與宗教活動等面向。本文的論述重點在於盡可能
的觀照統治者、都市與被統治者間的關係，並一窺一般庶民日常生活和都市發展的關
聯。
在時間的層次上，如果先以街、庄、町的劃分、都市計畫的擬定與發展為考量，再根據
日據時代政治、經濟、都市結構與台人日常生活等角度，企圖找出影響都市發展的因
素，那麼我們可取得平衡與適當的都市生活歷史分期為：日據初期（一八九五∼一九二
○）、日據中期（一九二○ ∼一九三七）與日據末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雖然
這樣的歷史分期，未必臻於理想，但是，透過這種都市生活的分期，或可讓我們進一步
比較與凸顯日據時代都市發展的特色，以及展現一般庶民都市生活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風
格。
日據時代都市發展
台北都市計畫
日據時代，都市計畫的擬定與發展，依其工作內容的不同而有差異。明治、大正年間，
稱為「市區改正」或「市區計畫」，昭和年間，則改稱「都市計畫」。
日本據台後，台北最初並無具體的都市計畫，頂多只有應急的衛生工程。與當時的歐洲
殖民統治者一樣，日本早期市區改正法令的公布，主要是受到公共衛生與集體安全制度
遭遇衝擊的影響。因為日本統治者來台後，最先遭遇的問題便是傳染病的威脅。因此，
全面性的衛生工作乃在大小都市與鄉村展開。這種與衛生有關的市區改正，目的在塑造
一個有利的統治環境，它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生物政治學」原則的一環，也是日人治
台的一項基礎工程。
到了一八九九年八月，台北實施第一次市區改正計畫。然而，只限於日人居住區──城
內，改正計畫的內容則包括城內舊有道路的改進與新設道路的擬定。一九○一年，台北
續有第二次市區改正計畫之公告，實施地區主要為南門城外與東門附近一帶。這兩次改
正計畫都只是局部性的地區道路、水溝之改善與新設計畫，並以日人居住區為優先。
台北較完備的整體都市計畫公布於一九○五年八月，實施計畫面積一八○六公頃，包括
舊市區七百二十一公頃，擴大區一○八五公頃。另外，淡水河堤防護壁一三．七四公
里，污水道一七六公里，公園七十六公頃，泊船場一百六十五公里，街道總長度八十六
公里。實施計畫的地區除了城內、艋舺與大稻埕等舊市區外，也擴張區域，將東門城
外、南門城外與三板橋一帶之廣大地區併入。這比原有舊市區增加一倍多，預定收容人
口十五萬人，並且計畫將清末所築的台北城垣全數拆除，以其基址改築成三線道路。這
項改正計畫擬定後，原本估計應至一九二九年可容納人口才會到達飽和狀態。然而到了
一九二四年，台北市人口已達二十萬人。於是，日本殖民政府不得不另謀對策，遂於一
九三二年三月公告大台北市區計畫。計畫內容準備收容六十萬人，以當時人口增加速度
來計算，大概要到一九六六年才會到達預定的飽和人口。該市區計畫的範圍東至松山，
西臨淡水河，南接新店溪，北以基隆河和劍潭山為界，共六六七六公頃，比原先計畫的
面積擴大約三．七倍，又較舊市區擴大近十倍。市區內計畫的主要道路五十九條，東西
向主要道路三十二條，南北向主要道路二十七條，總計長約一百五十七公里，面積約四
百五十公頃，各項計畫實施的工程費用約一億元。
後來，由於都市不斷發展，過去無系統的法令已無法因應實際需要，遂有一九三六年的
「台灣都市計畫法令」之公布。然而，從一九三二年台北市區計畫公告後不久，因為日
本殖民統治者的積極備戰，以及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預定計畫並未真正推展。
再者，由於軍事與其他重要設施的面積占地廣大，超過市區總面積的十分之一，也使原
有都市計畫深受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土地重劃是都市計畫中最重要且最基本的工作，台北市正式土地重劃工
作之始，應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台灣都市計畫實施之後。至此，台北才有作為都市計畫而
實施的土地重劃之法律基礎。由於土地重劃工作，關係社會利益重大。以致土地所有權
者多不願或不能為之，日本殖民統治者遂強制而行。
台北市街發展
日據前，台北三市街：艋舺、大稻埕與城內的規模，是日據時代台北都市發展的主要基
礎。日據初期，台北都市發展即沿襲清末劉銘傳的台北經營，但是，日本殖民統治者有
計畫的市街擴建，才使台北展現不同的都市風貌。
從都市發展的角度來看，台北市行政體制的變遷，基本上是與台北市市街發展的三個時
期相對應。如果深入分析，則可發現台北市市街發展的三個時期，各有其不同的工作重
點與特色：
日據初期（一八九五∼一九二○）：市街發展主要包括：（一）自來水、下水道與鐵公
路等公共工程的建設；（二）店舖街面的市區改正，包括城內的府前街與府中街等，模
仿英國後期文藝復興式之立體建築，具有美化市容與象徵統治者權威的作用；（三）以
三市街為基礎，進行新生地區的街道計畫，效法西方都市的街道組織，作重要節點的建
築物配置，形成台北都市發展的特殊景觀；（四）城牆拆除後的三線道之開闢，為日據
初期台北都市風貌的特色之一；（五）重要公共建築的興建，也是此期都市發展的一大
特色。
日據中期（一九二○∼一九三七）：主要都市建設有：（一）建築物陸續完成，並從城
內擴展到新開發地區，不同功能的街路被細分出來，顯現街道發展更加成熟；（二）店
舖街面的市區改正，主要包括現今的迪化街與博愛路等；（三）公共建築的續建，可看
出此期都市發展的重點，已從城內延伸至外圍地區。
日據末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皇民化與工業化的推
動、南進政策的準備與日人移居台灣的鼓勵，加上人力、物力與財力大多移向南部與海
港都市的發展，台北市的市街發展頗受影響，都市建設幾乎停擺，只有東門町北側的幸
町才有市區計畫（一九三九年）。此外，除了因應戰爭籌備需要的醫療與交通建設，例
如一九三八年的台大醫院、一九三九∼四○年的鐵路醫院及台北火車站外，大抵持續日
據中期的發展。
主要影響因素
整體而言，影響日據時代台北都市發展的主要因素，三期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卻包含
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環境的影響。概括的說，大致受到六個主要因素的影響：
（一）自然環境
主要包括：自然災害與河道淤塞。一八九七年六月，北門街大火，燒毀六十餘戶；一八
九八年六月與八月，各發生一次暴風雨，市內家屋倒塌千餘戶，其他道路與橋樑流失和
破損者至鉅；一九一一與一九一二年，洪水兩度為災，全台北市街化為一片泥海，怵目
慘狀尤以城內最為嚴重；一九一四年，颱風災情與北門街失火慘重；一九一九年與一九
二○年，兩次暴風雨，雖然損失慘重，但是，也使市政當局趁機徹底改造市容。
日據中期，市區改正或都市計畫也與地震或颱風的影響有關。然而，由於都市計畫的公
告與實施，都市發展也由過去的舊市區的改正，擴大為市區改正與地區開發。
另外，由於河道逐漸淤塞，致使過去依賴海運或河運的商場（例如大稻埕）日漸沒落。
雖然傳統的大陸內地貨品一直維繫著，但是，台北市的商業分布，也由港口地區內移至
以陸運為主的站前地區與行政地區。
（二）政治因素日人入台後，先後將善後局、布政衙門與總督府設於台北的城內區，加
速台北都市的建設與繁榮。日據初期，日本統治者所展開的人口調查、土地調查、林野
調查與整理等各項基礎工程，確立了殖民地體制，並奠下台灣資本主義化，以及日後都
市發展的良好基礎。
日據中期，日本殖民統治者提出同化政策，高倡「一視同仁」與「內地延長主義」，更
積極的開發與建設台灣。一九二○年，由於台北的正式設市，市政也因此更有效的推
展，都市計畫的區域與人口日益擴大，市政建設也更加積極。日據末期，由於處於戰時
體制，且困陷於皇民化運動的陰影下，台北都市發展陷於之困頓。
（三）經濟因素
日據初期，土地調查使日本殖民統治者確定土地所有權，連帶的，都市中的土地所有權
也大多握在日人手中，造成都市土地使用的更加複雜（層級性差異大）與隔離（日人與
台人居住區的隔離）。同時，全台各地的鐵路線日漸擴充，促進各鄉鎮間的聯繫。以台
北市來說，聯外道路的橋樑建設、市內道路的三線道開通，以及一九一九年的公共汽車
的經營，都促進了台北市的發展。
日據中期，台灣資本主義從奠立而趨成熟，經濟政策更加獨占，造成都市機能的複雜性
與層級性。
日據末期，日本殖民統治者將大部分的力量投入戰場，經濟消耗至鉅，連帶的，也轉移
或剝奪了台北都市發展的經費與機會。
（四）社會因素
主要包括社會秩序與治安的影響、衛生環境與保健的考慮，以及都市人數的增加。日據
初期，台人不斷反抗。一九一六年以降，反抗大抵已被日人壓制。之後，台灣大體上沒
有動亂，社會一旦安定下來，都市隨之發展。
一八九六年，日本統治者為改善台北市環境衛生，聘請英人W. K. Burton為衛生工程顧
問，處理城內污水問題；一九○六年，為改善城內與艋舺一帶環境衛生，開始設置暗渠
下水道；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年，為改善台北市人口稠密地區的污水與雨水排洩，進行
下水道調查，並據此擬定改善計畫。
一般而言，都市發展與人口成長具有密切關係。台北市的都市計畫均有預定收容人口的
推算，但是，由於都市人口的快速成長，乃迫使都市計畫必須另謀改弦易轍。
（五）軍事戰爭
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看來，台灣不僅是經濟榨取的對象，也是日後「南進」的基地。這種
戰略地位的考量，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更形明顯。自一九三二年，台北市區計畫公告
後，日本即因戰備考量，未能全力推行原有計畫。到了日據末期，又因日本殖民統治者
為戰爭所困，國力消耗殆盡，人力與物力資源匱乏，市政建設相對被犧牲，台北都市發
展幾乎陷入停擺。
（六）都市計畫
日據初期，都市計畫與建築規則所帶來的影響，主要包括限制土地建築物的使用、市區
改正計畫、三線道開闢、自來水工程設置，以及下水道工程的裝設等。
日據中期，台北市六十萬人口計畫間接影響戰後的台北都市發展。該都市計畫公告後，
由於日本逐漸陷入戰局，並未能積極實施。然而，從一九三九年的台北市街地圖看來，
其都市計畫情況與戰後的都市計畫大致相同。
日據末期，雖然台北都市計畫變更方案已於一九四一年完成，但是，由於日本戰局越來
越不利，致使台北市政日漸緊縮，終究沒有機會付諸實施。
台北庶民生活
都市研究者的興趣不僅在探討都市實質環境的成長與都市人口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企
圖找出都市社會關係的變遷模式。在此，我們所要探討的都市社會關係的變遷模式，就
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庶民日常生活。當然，日常生活所指涉的範圍廣泛，而這裡所探討的
則僅限於食物消費、衣著服飾、住宅起居、行旅交通、休閒娛樂與宗教活動。知識份子
經常因為追求理念，而忽視了庶民的都市生活歷史。雖然庶民的都市生活歷史或許無法
構築出一幅理想國，但是，卻與他們生活的土地緊密的結合。儘管庶民日常生活的變遷
往往不易為人所察覺，但是，只要作長期趨勢的比較與分析，亦不難看出其間的變化。
食物消費
日據時代，台北庶民每日三餐的主要食物為蓬萊米與在來米。副食物主要包括豬與牛，
醬料有日本輸來的「福神漬」與「澤醃」等醬菜，而調味料則有日本的「味之素」。豬
是農家的副產物，日人據台前，價錢很便宜，豬肉甚少消費，而且生產多，一頭豬只需
六至七日圓。日據時代後，因日人逐漸改良豬種與調製各種飼料，豬肉消費漸增，價錢
也漸高。至日據中期，一日圓只可買四∼五公斤豬肉。在清代，民間有保護耕牛的措施
與破戒的迷信，因此，食牛者甚少，大多為苦力、工人階級。日據時代後，日人多食牛
肉，且由日本內地運來，台北市民也漸食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日人對食物管
制甚嚴，因此，偷宰耕牛出賣者亦多，為求果腹而食牛肉者也不少。
每日三餐之外，還有點心、食攤小吃與酒樓宴飲。日據時代，台北庶民多了幾種日式點
心，例如「壽司」與「烏吞」等。日據中期左右，日人在台灣所設的新高製果株式會社
出品的牛奶糖非常風靡台灣市場。後來，日本森永與明治兩大糖果公司的產品也源源出
現在台北市場。在食攤小吃方面，圓公園（即台北圓環）的中國式食物，油膩且富營
養，價錢又便宜。日人初時尚嫌不衛生，但日子一久，大多成了這一帶的常客。太平洋
戰爭爆發後，圓環夜市的部分攤販轉至江山樓一帶，然因戰事緊張，已無圓環昔日繁
華。
日據後，風氣漸開，無論個人應酬或商場交際，假酒樓宴飲者越來越多。新式酒家也應
運而生，且有女侍周旋其間，成為交際場所。日據中期至終戰前，酒樓悉數改為新式酒
家，營業情況非昔日可比，紙醉金迷如故。
此外，日據末期，日本統治者全力推動皇民化，因此，極力勸導台灣人食用豆醬湯與生
魚片，但是，真正食用者甚少。只有學生、公務員與一般工人的午餐採用「便當」，這
是將飯菜合裝成一盒，攜帶非常方便，是故，台灣人均樂意採用。然而，這與皇民化似
乎並無關係。
從日據時代台北庶民食物消費的主要變遷來看，它具有三項主要特色：
（一）消費習慣內含歷史文化：在台北庶民日常生活中，食物消費傳承自中國傳統。這
是歷史傳承的一部分，也是台北庶民日常生活食物消費的「結晶」。從食物消費中，不
僅反映出社會階級的不同、季節變化的差異，也融入社會關係的禮儀，形成台北庶民獨
一無二的消費文化或消費模式，這在清末至日據初期更是如此。
（二）經濟發展刺激多元消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台灣資本主義化也告奠立，日式與
洋式的食物消費逐漸進入台灣，這使台北庶民食物消費更顯多采多姿。隨著日本殖民政
府的經濟開發，都市成為新式食物首先登場的消費舞台。食物消費的樣式增加與包含，
是多元文化的匯集，也是當時經濟發展的標誌。因為經濟生活好轉，自然刺激食物消
費。日據中期的酒樓或酒家的興起，即是最佳例證。
（三）大戰爆發被迫改變消費：日據末期，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皇民化運動的推
行與戰時物質的缺乏與管制，有些消費習慣在「強迫推銷」下，不得不做某種程度的調
整。然而，這種強迫性的改變，自然有別於一般社會變遷下的自願接受或自然反應。
衣著服飾
衣服的穿著，也因性別、年齡、職業、場合與身分地位等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清代，在
男人的服裝方面，士紳商賈都穿長衫馬褂。在家則穿對襟衫、大陶衫與直裾等上衣。下
衣有襯褲，是穿在最底下的，上有長褲子，外面再綁「褲腿」，將褲腳束緊，以利行
走。
日據初期，台北男人大多墨守成規，依循傳統穿著風俗習慣。雖然當時日本布匹已充斥
台灣市場，但是，一般庶民總認為使用中國衣料才合口胃。因此，中國衣料服飾，年年
輸入台灣者很多。在台北，男人穿台灣式對襟衫褲，出外應酬才有人穿長衫，一般人的
衣服主要衣料是未經漂白染色的粗布。然而，不久之後，日本的花洋布逐漸取代這些儉
樸的衣料，士紳商賈也漸漸改穿西裝。與日本統治者較接近者多穿日人的「和服」，晚
飯後，則穿日人的「浴衣」，出外旅行時，大多穿輕便的西服。但是，一般店員與工人
則仍穿漢服。
日據中期，一般台北庶民、店員與工人已漸漸改穿西裝。但是，層面有限且不普及，服
裝質料也遜於上層階級。因此，他們大多在閒暇時才穿，工作時即穿輕便的對襟仔衫。
後來，衣服的長短、寬狹與式樣，也隨時勢而變。日據末期，由於日本統治者的強迫，
一般台北庶民乃被動穿上日人在戰時為台灣人所製造的「國民服」，綁著「腳綁」（綁
腿布），頭戴如童軍帽加鴨舌帽的「國民帽」。
在女人的衣著服飾方面，清末至日據初期，婦女大多穿大陶衫。衫長過膝，衫口的寬狹
隨流行而改變。袖口與襟口大多滾鑲有奇異花樣，顯得爭奇鬥艷。更有甚者，是用金銀
的絲線來滾鑲。衣領的高低，隨著當時的流行而有所變遷。下衣除了褲子之外，外出作
客時，多穿裙子。
日據中期，中年以下較年輕婦女，逐漸改穿短袖束身（緊身）旗袍或大陶衫帶洋式裙或
洋裝、洋裙，只有少數婦女穿日式和服。較年老的婦女，也有人開始在冬天穿洋式大
衣。
到了日據末期，由於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統治者推行皇民化運動，婦女被迫改穿一種叫
「罔蔽」（譯音）的外衣。這是一種戰時的婦女制服，是上衣連著褲腿而束腰帶的服
裝。
此外，日據時代的婚禮，已逐漸改穿西式禮服；男人穿洋式禮裝燕尾服或夜會服，頭戴
高禮帽，女人則穿西式新娘裝。當時，也有結婚禮服出租店，租費按禮裝新舊分上、
中、下三級。至於喪服，從清末至日據中期，並無太大改變。倒是日據末期，因戰時
布管制，很難購得，只能改穿白布長衫。
住宅起居
日據時代的台北，市街家屋的建築樣式大致可分為「明治型」、「大正型」與「昭和
型」等三類。日據初期，有些市街家屋是日人打劫燒毀後再建的家屋，屬於不同類型的
建築，但與舊有家屋相互銜接，形成新舊畸形的市街景觀。這屬於「明治型」建築，街
路狹窄，亭仔腳寬廣，而且亭仔腳的屋頂未與本屋屋頂相連。
從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一九一○年代，由於當時台灣鼠疫猖獗，加上其他傳染病的影響
而燒毀的家屋很多。這些後來再建的房屋，概稱「大正型」家屋。艋舺新舊街、大稻埕
中北街、普願街、杜厝街、益保裕街與大龍峒街等家屋，即屬此一類型。「大正型」家
屋專用磚瓦建築，簷前多設扶壁以裝飾舖號牌匾，大概為半二樓。市街家屋的寬度有十
四呎、十六呎與十八呎的區別，長度有區分前落、中落與後落的「三落起」市街家屋，
並有「四落起」家屋。到了昭和時期，由於日本統治者大事拓寬街路，對市街家屋也極
力勸導改建，因此，建築形式大為改觀。先前的「大正型」家屋，凡柱壁磚石外露者，
全用水泥塗抹平滑，再改建成「昭和型」家屋。此種建築類型，大多為二樓至三樓的樓
房，耐震且耐火。
日據末期，由於戰時盟軍的轟炸，損毀的房屋甚多。台北各地大有成為廢墟的狀態，一
時之間，台北市容甚是慘澹。
總的來說，從清末至日據初期，台北的住宅大抵還保持傳統的家屋建築。然而，隨著日
本統治者的殖民與社會變遷，日式的各種建築類型逐一入侵，市街家屋的景觀逐漸蛻
變。從家屋建築形式、構造與配置的改變，確實反映出日據時代台北住宅起居的都市生
活變遷。
行旅交通
隨著科技進步、社會變遷與都市發展，人類行旅交通工具也起了變化。在清代的大部分
時間，台北陸地交通只有「轎子」一種工具，為士紳商賈所常用。至於一般庶民，若要
前往較遠的地方，只好穿上草鞋，帶著雨傘，安步當車。水上交通工具有「竹筏」，近
海航行都用之。其他尚有大陸來的「戎克船」和「帆船」，以及專門運載貨物的砂船、
磚瓦船、貨船、煤炭船與糞船等專船。北部地方又有「雙槳仔」，是渡客與捕魚用的。
及至劉銘傳來台任巡撫，陸上交通又有了「火車」的創設。此外，有在軌道上用，使人
力推動的輕便車，日人稱之為「台車」，可以載客與載貨。
到了日據時代，台北街頭又出現許多新式交通工具，例如人力車、自轉車（腳踏車）、
三輪車、機車、汽車與卡車等，空中也有了飛機，交通更加便利。茲概述如下：
（一）人力車：清光緒初年，人力車從日本輸入台北，但當時的裝潢既欠美觀，構造也
很簡陋。台北的新式人力車，是隨清末劉銘傳傳來，於一八八七年從上海購進五十輛來
台。至一八九○年，因舊車報廢，乃由郭芬芝設場製造，每輛售價十四元。日據初期
（一八九八年），始由日本輸入新型東洋（人力）車，因物以稀為貴，所以並不普遍。
約至日據中期始盛行於台北街頭。到了一九三○年代，隨著自轉車與汽車等的增加，盛
況大受影響。但是，因為從業者多，車資也不貴，從台北火車站至市內各大街小巷，都
可暢行無阻。
（二）自轉車：又稱自行車或腳踏車，於一九○三年由日本輸入。後來，隨著道路與市
街的發展，加上社會各階層的需要，使用者越來越多。至日據中期，台北自轉車的車數
已達高峰。日據末期，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擴大，物資來源成為問題，使用者漸少。
（三）三輪車：是日據末期人力交通工具的後起之秀，快捷輕巧，省力實用，約在一九
四二年輸入台灣。當時，它的車型似船，是在腳踏車旁設置載客位子，只能乘坐一人，
感覺上頗嫌笨重。但是，由於用腳踏，似乎較科學，也較人力車人道。後來，幾經精研
改革，位置設於兩輪之上，可載客兩人，既輕便又科學。這在台灣戰後數年，一直是都
市內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四）機車：又稱機器腳踏車或摩托車，日據初期即已輸入，但是，由於汽油昂貴，並
未在台北興起。及至日據中期，機車數量與日俱增。然而，到了日據末期的第二次世界
大戰其間，因為器材零件補充不易，發展頗受影響。一九四五年，台北曾有機車近百
輛，因受戰爭損毀，迨戰後接收時，只剩下三十二輛。
總之，從清代至日據時代，交通工具從陸上的轎子、水上的船到天上的飛機，不可不說
是一種人類文明的進步，也是都市生活變遷的體現。以台北交通工具的變遷來說，它從
步行、轎子、竹筏、船、火車、台車、人力車、腳踏車、汽車、卡車到飛機等的出現，
確實讓我們察覺到：行旅交通工具的發展是隨著當時社會變遷而產生的反應。
休閒娛樂
傳統台俗的休閒娛樂，往往寄託於歲時習俗或宗教活動的節慶上。這與台灣人日常生活
緊密相連。台灣戲劇源自中國大陸，主要是在清代傳入，而在台灣民間流行。傳統的休
閒娛樂除了戲劇外，尚有拳令、弈棋、說書與燈謎等傳統遊戲。到了日據時代，又有一
些新式休閒娛樂興起，這對庶民生活確實有增添情趣與娛樂的效果。
（一）台北戲劇
一九一五年前後，台北市內的戲院有西門附近的芳乃亭、舊市場館、榮座與朝日館等戲
院。其中，前兩家為電影院，後兩家則專演日本戲劇。大稻埕只有演中國戲劇的淡水戲
館一家，它就是後來的台北新舞台，位於台北後火車站門前太原路，是一座中國廟宇式
的大建築。
一九二四年，大稻埕永樂座落成。幾年後，第三世界館（大光明戲院前身）、第一戲場
（建於一九三五年）等相繼開幕，與新舞台形成大稻埕地區娛樂的新時代。其中，新舞
台專供演戲，永樂座則兩用（專為演平劇而設，間也播放電影），其餘兩家專映電影。
戲劇有新劇，最盛者為歌仔戲，其他有平劇（正音）、福州戲與藝妲戲等。
（二）台北遊藝
除了戲劇外，各類遊藝或遊戲活動也是當時台北庶民的休閒生活之一。底下以大稻埕地
區的遊藝業為例，概要說明當時的情形。
日據中期，大稻埕的社交場所林立。喫茶店業（音樂茶室）極盛一時，有朝陽街的波黎
羅，太平町的松竹、月光莊，永樂町的船等，各有各的風格與情調。同時，也因日據中
期愛好文學的氣氛甚濃，這種音樂茶室愛好藝術的文學青年多以為聚會場所。
街頭拍賣。「紅頭的、喊琳瓏的、賣廉貨的」，是對此類拍賣業者的稱呼。他們頭紮紅
巾，架設三∼四尺高的棚台，拍賣布類與日用品類。其拍賣本領確實有一套，經常是一
個人自問自答，有說有笑，一下子漫天喊價，一下子跌價千倍，裝腔作勢，自娛娛人。
此種拍賣業的出現，約在一九二九年前後，世界經濟大恐慌，物資生產過剩下的產物。
日據時代，大稻埕街頭常可見到俗稱「打拳賣膏藥業者」。他們出現的場所最多的是媽
祖宮庭、圓環邊、學校旁與江山樓前的空地等處。技藝甚多，堪稱百般武藝。也出現現
代式變魔術、流行歌曲演唱、西樂伴奏等。這種江湖技藝，看的人很多，是庶民閒來無
事的好去處。鑼聲一響，群眾雲集，而且常常在同一地點，有兩隊拼場，各顯絕技，市
民大飽眼福，也是免費的休閒娛樂。
當然，時而也有日本來台的遊藝團至大稻埕獻技。場所大多在延平市場、日新國民學
校、大橋國民學校與江山樓前的空地。演出時間總在一兩個月左右，以魔術聞名的馬戲
團如天勝、天華或矢野馬，來過好幾次。也有口拖汽車的大力士，腹胃可容大量水份的
人間水桶、自動腳踏飛人與奇人怪獸等。因為收費較高，並不普遍。
日據中期，台北已有專業的桌球、撞球遊藝場出現。專業的乒乓球間很少，撞球間較
多。其他體育娛樂如投槍、投鐵球、網球、棒球、足球、柔道與劍道等，在台灣民間方
興未艾，已有體育會的組織。娛樂遊興性質的遊藝場，新興的都是日本式的，大多成為
遊手好閒之徒的消閒場所。大稻埕只有一家台灣人經營的遊藝場，開在江山樓對面，但
是，不久後便關門了。
宗教活動
宗教活動是人類生活所需，也是人類發達的主要原動力之一。透過宗教活動，無論個人
或群體，均藉以表達其信仰理念與內心的各種情感。宗教活動中的迎神賽會，當推台北
大稻埕的迎城隍為首。當時，迎城隍活動往往長達三、四個小時，隊列之長，規模之
大，實在壯觀。在這些形形色色的活動中，最引人入勝的是詩意閣，最奢侈的是子弟陣
之鬥富，惹人喜歡的是雜耍，以及信徒裝成的七爺八爺，還有舞獅與歌仔戲等。
基本上，日據時代迎神賽會的內容與宗教信仰的本質並無重大變遷，但是，卻有幾種趨
勢的改變，這與都市發展具有密切關聯：
（一）陸續增加新要素：迎神賽會中的表演形態與內容，保有大部分的原來色彩，但
是，也有新式的娛樂表演加入活動中，例如子弟陣等。
（二）競爭性與多樣化：由於表演增加新要素的傾向，因此，也造成迎神賽會非常注重
外在表演，帶來迎神賽會活動的競爭性與多樣化。
（三）商業廣告媒體介入：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商業廣告媒體也介入宗教活動的
迎神賽會中，增添職業關係的色彩。其中，最明顯的就是詩意閣等陣頭。
（四）凸顯利益關係：迎神賽會的最初本質應該是地域性的，但是，隨著時間發展，迎
神賽會也從地緣關係轉變為利益關係，從地域集團到職業集團的傾向越來越強烈。
這樣的場面，迎神賽會一直維持到一九三七年。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與皇民化運動的推
展，才被嚴令禁止。初時，民間仍然化繁為簡的舉辦。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迎神賽會
才消聲匿跡。主要原因是戰爭中，日本殖民政府恐懼迎神賽會惹出事端，將影響社會治
安。況且戰時，台北有很多人為了躲避空襲而疏散至鄉下，自然無法舉辦迎神賽會。
要言之，農曆五月十三日，確實是最能象徵大稻埕年中大事的日子。它的迎神賽會不僅
代表日據時代台灣人的宗教活動，也反映出當時台灣人休閒娛樂、食物消費與民俗文化
的需要。日據中期，正是經濟最發達的時期，物質生活有了改善，因此，迎神賽會日趨
隆盛，場面越來越壯觀，一九三○年左右達於極盛。一九三七年後，日本統治者禁止一
般庶民迎神賽會與燒冥紙，並命台灣人改祀日人的天照神，大稻埕霞海城隍廟的盛況由
是一落千丈。連帶的，此時的台北庶民日常生活，也充滿濃厚的戰時氣氛，有了很大的
都市生活改變，真是名副其實的戰時生活。
【2004/06/10 歷史月刊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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